昆明公务员王亚琳：为别人的工作奔忙36年

王亚琳。记者丁明/摄

    王亚琳 55岁

    女，昆明人，19岁入职，在五华区就业局工作了36年。

    仅有的数据显示，从1994年至2002年，她在五华区为6026人办理失业证，比同岗位的其他人多出近三分之一，因此被评为2004年优秀公务员。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她经历了固定工招工、合同制实行、国企改革等多个重要时期。

    今年6月，她即将退休。

     印象

    ●王亚琳的语速很快，一边讲话，一边还不忘翻看着文件。她说，这是每天接待上百人形成的习惯，在窗口干活，最重要的就是效率。

    ●长时间看文件的工作，架在王亚琳鼻子上的眼镜总会缓缓下垂，于是她看别人时习惯抬眼，又立即低下头继续工作。

    ●在接受采访前，王亚琳准备了极为丰富的材料，超过10余年发黄的纸张，记录着她远超常人的工作量。

    ●“我不喜欢把事情挂在嘴上。”在采访过程中，这句话似乎成了王亚琳的口头禅。

    55岁的王亚琳，脸上已经爬上了皱纹。她穿着整洁的制服，坐在窗口前。鼻梁上的眼镜已经老旧发黄，依然添了几分精神和干练。

    19岁参加工作，领导换了11届、单位搬家9次……多年窗口工作的经历，让她语速飞快，她笑称，尽可能让别人少等一会。

    今年6月，王亚琳即将离开工作了36年的五华区就业局。她已记不清为辖区公共户输送多少过合适的人才，也不知道安置了多少失业人员。她说：“我这一生，就在搞招录用工，就业、失业。”而在同一个岗位奔忙36年，她始终没有给自己换过“更好”的工作，因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从“香饽饽”到“遭白眼”

    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我在的这个招录用工岗位是个“香饽饽”。说到底，都是为了好的工作，而找工作必须通过办事处的劳动服务站。那会儿五华区就业局叫做五华区就业服务公司，我就在下属的土桥街道办劳动服务站。

    1985年左右知青回城，下放劳动落实政策回城的还有随军家属，加上应届毕业生，五华区的失业人员特别特别多。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必须要有招工手续才能招人，不然只能做个体户。不同岗位福利条件，又有着天壤之别，国有企业当时算是“正宫娘娘”，集体企业则是“后娘养的”。

    按照当时的招工指标，国有企业虽然占到百分之七八十，具体哪个岗位都可以调剂，这也就给了很多人走后门的机会。比如云南省几个建筑公司虽然效益比较好，但也不是想招多少招多少，公司要把需求报到昆明市政府里面，市政府进行部分减少，再招工。

    那个年代大家生活条件都不好，但很多人都会省吃俭用来送礼，了解下哪些工作在招工，哪些岗位比较好，哪些岗位竞争大，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或关系疏通。其实说白了，就是走后门之前的铺垫。

    虽然我的工作在当年很吃香，现在却越来越“不行”了。

    1986年以后是合同工，1994年颁布劳动法，2008年实行劳动合同制，规定更细更多，我们几乎成了咨询部门，很多时候还得不到别人的理解。

    记得最难过的事，是在2013年。一个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职工来办理失业证。我告诉他要补介绍信才能办，他就认为我在为难他。

    其实呢？这个介绍信直接影响他的工龄问题，关乎他的切身利益。一番谩骂过后，他说认识我们局长，转身就走了。接到局长电话后我详细地解释，局长又向他解释，他才又折回来。我调侃他“去告黑状了”，但他已经不敢生气了，和颜悦色地回原单位补介绍信。

    过了两天，这人又来，说他开着洗脚城，还送来很多代金券，我一张都没拿。

     牵线搭桥也很开心

    我这个工作，其实都是在为别人的工作而忙。工作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我一直认为，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一定要去帮。

    大概是1990年左右，我在土桥办事处，有个小伙子天天守在劳动服务站，一听见有工作名额就打听。看见有人来服务站，他就在站外大叫“要不要我？我身体很好”。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从边远山区回来的，一家人住在炭渣改造的房子里，还有个妹妹，属于特殊困难户。

    我想了想办法，帮他调剂到云南省第一建筑公司，又把他妹妹安排到了向阳糕点厂。除了兄妹两个，还将他母亲安排到土桥街道办事处下属一个制作草墩的地方工作。看着他们生活稳定了，我觉得我的工作顿时有了意义。这家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在老螺蛳湾旁建起了新瓦房，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从1986年11月开始采用合同制，失业保险多和养老保险同时一起起步开始办理，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合同工合同到期后，每年还要来续签，就业服务公司还管着人事调动、终止劳动活动等很多业务。

    当时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很多，远远大于招工数，但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好的岗位几十个人抢一个，差的岗位却一个人都招不到。当时的人认为，一个岗位就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宁愿闲着也不去相对较差的地方工作，这也牵扯出我们的另一块工作——动员。

    就这样，我们白天做事，晚上还要下到办事处居委会对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做思想工作，调剂工作安排。回想起来，那时几乎天天加班，但每天看着一批批企业和没有工作的人，从中间牵线搭桥，其实也是很开心。

     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很多人问我，怎么一个岗位干了36年，真的没想过换下吗？家人也开玩笑说“地球离开你也一样转，该歇就歇吧”。

    其实我真的想过换，但肯定会给别人添麻烦。也是1990年左右，我从版纳出差回来，客车翻到了37米的深沟里。车上12人当场死亡两个，我也摔成了重伤，肋骨摔断6根，脾脏部分切除，颈椎变形。自那以后，我知道我身体状况不允许，能在一个岗位干下去就满意了。

    我在办公室工作1年，边工作边养伤，情况好转后被调到失业保险科，这一干就是18年，之后又在就业管理科干了11年，直至现在。

    在失业保险科时，可以说是最忙的一段时间。当时正值改革，很多国有企业承包给了私人，原来的员工就要离职，之后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管着3个办事处国有企业人员，区域相对大一些。

    我觉得，领导分配的工作，不要叫苦叫累的，自己默默地完成就好了，也不需要跟谁说。这些事情做完后，我又被调来做全五华区的退工工作，每个人离职的档案都需要审核。当时我就带着两个工岗人员，而2005年后这个工作在全区办事处共有近20人。我还是一个受过伤的残废人。

    记得我20岁的时候，领导就让我写入党申请书，但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很多同事还说：“人家王师是严格要求自己，不是党员胜似党员”，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讽刺还是什么，但我就是我，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我的核心。

     最大挑战是计算机

    在我工作的这30多年里，给我带来最大的挑战就是计算机。那时我都40多岁了，其实完全可以调个岗位，让年轻人来做，但我还是想做好。

    为制作表格，我请教了许多人。懂电脑的都是小年轻，可能认为我们年纪大了反应慢，不愿仔细教。虽然单位上没有明文要求，但我还是开始自学，我觉得计算机应该学，录入档案才能有案可查，有时候，由于手写档案不全面，调职等各种原因，我找档案时会找到其他区，看着其他区还在使用手写记录，心里会有骄傲油然生起。

    我离开就业保险科时所有的资料档案，都是用电脑移交的。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别人每走一步路似乎都有人来关照下，但回过头我的人生似乎没有人来关照下，我还是靠自己坚强地走吧。

    因为那场车祸，很多工作我都做不了，别人能下基层，我下不去，在窗口上坐着，最重要的是毅力。在窗口上这一坐就坐长了，这究竟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

    虽然在就业局工作36年，但我从没想过帮孩子招工工作。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老一辈的人是看不清的，孩子找工作，只要自己开心就好，曾经我儿子在富滇银行工作，我们认为很好，他还买了很多我们没吃过的东西给我们，但他说干得不开心，然后辞职，现在在盘龙区创业园工作，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我告诉他，不管在哪个岗位，只要干好自己的工作，都是对的，至少对得起良心。（记者 王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