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豹突击队尖兵胡黎：与敌交锋 与己交锋

    对于胡黎和其他突击队员来说，一整年里95%的时间训练，就是为了5%的行动时“没有任何失误” 都市时报实习记者张昊哲/摄

散打训练是突击队新加入的训练项目

高空速降是突击队员们的必练项目

平时的实弹训练是为了确保每次行动万无一失

     昆明信息港讯（都市时报记者 何惠子） “我们总是高估自己对世界的了解，却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

    这段被红笔标注的话，来自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异类》。这本书被摆放在昆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云豹突击队员胡黎宿舍的书桌上。

    作为特殊警种，成立于2002年的云豹突击大队，经历过无数次防暴反恐，他们始终坚持“顽强拼搏、勇于献身、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信条。而胡黎，在2017年5月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也数次面临需要设想“前一秒，谈笑风生；后一秒，阴阳永隔”的场景。

    面临很多偶然，尊重并对偶然做出预判，是胡黎、也是全体云豹突击大队队员必做的功课，这是对当事人、对自己、对战友，也是对家人最好的保护。

     剑拔弩张时，他们正面交锋

    “我和他们可能本来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但因为某个事件，我们交叉在了一起。”

    中年男人似乎累了，他挥着刀，在房间里来回走了3小时。他半弯着腰，双手垂在身体两侧，背部与墙壁贴着一点。这一点，支撑着他壮实、但精疲力竭的身体。

    下一秒，胡黎出现在2米开外的木楼梯口，中年男子的身体再次紧绷。虽然闪光震爆弹让他微微失神了一会儿，但本能的警觉让他直起腰，拿着刀的右手也稍微往上抬了抬，不到五厘米，这一小小的举动没逃过胡黎的眼睛。在男子的手抬得更高并且挥刀砍向来人之前，胡黎迅速缩短与他的距离，随即控制住男子的右手，将其按翻在地。

    男子剧烈挣扎，并且伴随着“放开我”的嘶吼声。不过2秒，他被其他突击队员按住了四肢。

    胡黎，昆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队员。过去的11年里，他与人发生交集的时刻，大多惊心动魄。“我和他们（被制伏的人）可能本来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但因为某个事件，我们交叉在了一起。”

    制伏挥刀的中年男子，已是5年前。2012年一天的晚上9点，胡黎接到任务：北市区一农贸市场，一名经营家禽的中年男子，用家具和煤气罐堵住二层隔楼的入口，将油泼洒在地面，且挥舞着一把半米长的刀子，扬言“要杀、要烧”。

    胡黎站在马路对面居民楼的三楼窗口，隔着20米的距离观察。男子家中已经断电，路灯和警队的应急灯，隐隐勾勒出男人的身形——身高约1.7米，略显壮实。他在窗口来回走着，不断挥舞着刀，胡黎看得出他很“焦躁”。中年男子时不时将刀砍向窗子，并大吼大叫。他将家中物品砸向楼下的马路和行人，年迈的父母在楼下劝阻，他无动于衷。

    要进入二楼，必须挪开架在唯一入口上的木床和煤气罐。但是，中年男人拿着刀对着床板和铺盖又砍又戳。

    胡黎注意到，一楼是宰杀家禽的地方，腥臭无比、污渍四溢。当他一点一点地挪开床时，胡黎得以窥见二楼的概貌：红色木质的单人床，铺盖很凌乱，屋子其它地方同样凌乱。胡黎想，“他大概生活很不如意”。

    他不如意，甚至绝望。然后，将这种不如意传达给家人，甚至陌生人。他们狂躁、歇斯底里，对周遭一切充满不信任，并且排斥外界给予的帮助。

    2015年5月14日，胡黎休假，在南屏街附近逛街时接到任务：在南屏街，一名男子在82路公交车二层劫持了一名人质。他赶到现场，抬着摄像机，跟一名女同事走上公交车二层，“我们是记者，你有什么诉求可以跟我们说。”

    此时，男子站在车头位置，右手将一把菜刀抵在被劫持女子的脖颈，男子将自己的左手和女子的右手用一根电线捆在一起。虽然戴着白色棒球帽和口罩，但依然掩饰不住他的狂躁。看到来人，他一边微微后退，一边喊着“滚开”。

    胡黎上公交车，一是观察环境，二是判断是否有机会解救人质。男子距离他们3米，“如果能再往前走一米，我就有机会行动。”这次交流，在男子“滚开”的不断喊叫声中以失败告终。最后，云豹突击队只能以强攻的方式控制劫匪、解救人质。

    2014年，一名年轻男子在一二一大街盗窃山地自行车时，被民警发现。走投无路之时，用匕首将另一名年轻男子挟持至一家电动车清洁保养站的店铺。多番交涉无果，只能强攻。

    他们，都拒绝以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重复训练，为了行动时一招制胜

    “一整年里95%的时间训练技能、彼此磨合，就是为了那5%的行动时‘没有任何失误’。”

    当对方拒绝解决问题，云豹突击队员就只能控制局面。

    控制局面，对2006年以前的胡黎来说很陌生。胡黎的老家在玉溪市华宁县盘溪镇，年幼时，每天傍晚他都能看到一身警服，“那时的制服是绿色的，跟部队的军装差不多。”胡黎看到的那位警察在村子里很有威望。胡黎觉得他高大、威严、神圣。

    高考后，胡黎放弃进入本科院校，跑去云南警官学院读交通管理专业，毕业后回到盘溪镇当交警。胡黎在街上赶过牛车，开过农用车。一次春运堵卡，胡黎和同事拦住一辆核载7人却拉了9人的面包车，车主夫妇将交警一顿臭骂，最后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盘溪。”

    乡镇地方事情琐碎，又遍地人情。可特警支队不一样。

    2006年，在盘溪镇干了两年交警后，胡黎报名参加了昆明特警支队的选拔。在黑龙潭附近的教导队集训了5个月，胡黎见到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以前当交警很少接触枪械，进入预备队后，就得花大量时间突击胸环靶。”

    他花很多时间瞄空枪，“根据肌肉记忆的原理，不断重复端枪动作，让肌肉形成习惯，每一次端枪自然就能端平。”瞄空枪时，并不疲累，“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枪上，所有的感官里只有枪。”当枪已端平、端稳，准头瞄得分毫不差，而且内心状态最好时，就扣动扳机。但这并不容易，“你要花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来达到最好的状态。”

    最开始，他打5颗子弹，最多有一颗上靶；慢慢地，上靶的子弹多了。2年后，他能将每一颗子弹送入靶心。

    通过终极考核，才可能成为云豹突击队员。2006年9月，在教导队的大操场上，列队里的胡黎听着被选拔人员的名单。“300多个人里才选20个”，那像是在等待审判。5个名字念过去了，“怎么还没有我？”10个名字念过去了，“怎么还没有我？”最后，他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如释重负。

    此后，胡黎坐在由运钞车改造成的闷罐车里，觉得很自豪。他的生活被射击、摔擒、攀爬、速降、游泳等各种训练填满。刚开始很新奇、很兴奋，慢慢地新奇感褪去，“云豹一年也遇不上几起事儿，”只能训练。包括现在，他们的日常主要是训练和执勤，“就几个科目，天天做、重复做。”

    但是，云豹突击队员明白，他们用一整年里95%的时间训练技能、彼此磨合，就是为了那5%的行动时“没有任何失误”。

     对未知的害怕，很难适应和习惯

    “前一秒，彼此谈笑风生；进去之后，阴阳永隔，这很有可能。你只能不断说服自己、克服恐惧。”

    在那5%的行动里，云豹突击队员必须倾尽自己体力所能，以及自己的生活、战斗智慧，来成功解决问题——他们手中蓄势待发，脑中同样战火纷飞。

    2009年，胡黎迎来了自己第一个主导处置的案件。禁毒支队通报称，一个年轻人武装贩毒，在收费站开枪冲卡。胡黎和其他队员追至他藏身的高层小区。防盗门紧闭，还是天地锁（即门的上中下段都有设置门锁），通过门内传出的声音判断“至少三男一女”。无法硬闯，只能智取。

    他们将电闸关闭，然后化装成物业人员去询问情况。年轻女子来应门，通过门缝，胡黎看到了门里的情况：房间里光线昏暗，唯一的光源是客厅中央茶几上一盏粉红色的小灯。3个年轻男子围在茶几上，用类似水烟筒一样物品吸食东西。

    一秒钟，电闸打开，防盗门被踹开，应门的女子被撞倒、制伏。茶几前的三个年轻小伙被巨响震慑住，定定地看着门口全副武装的特警。呆滞了一两秒，他们起身，兵分三路，一个跑去厨房、一个跑进卧室、一个跑到卫生间。4名突击队员各自追踪、控制住嫌疑人。事先，队员们查看了相同户型的房间，并演练了数次。

    这个过程很短，不到10秒。但胡黎却要为这10秒，做无数次的心理建设。“那是我第一次主导处置案件，情报里也提到对方是武装贩毒。”所以，不管是出发前往小区的路上，还是在房间里演练，尤其站在门口等待应门的时刻，作为第一突击手的胡黎无比忐忑：“要是在进去那一秒钟，里面枪响怎么办？打到我身上怎么办？”

    那年的胡黎28岁，还没有结婚，他的未来正在按照他预期的方向行走。门那头有他必须要抓捕的人，他的身后和身旁的同事都严阵以待。“前一秒，彼此谈笑风生；进去之后，阴阳永隔。这很有可能。”

    这种心理伴随着他的每一次任务。在冲上楼梯制伏住农贸市场的中年男子之前，胡黎有过同样的斗争。“那个楼梯口很小，只容一个人通过。我想着，要是在我出现在楼梯口，他刚好一刀挥来，我会怎么样？”

    从主导处置第一起案件开始，至今已有8年。如今，胡黎对于案件的处理，更有经验，也有更充分的预判。“但是，你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人会做出哪些意料之外的行为。”在制伏对方之前，一切都是未知的。对未知情况的害怕，或者说对死亡的恐惧，很难适应和习惯，“你只能不断说服自己、克服恐惧。”

     思虑周全，才能万无一失

    “除了一腔孤勇，阅历和经验会让人知道如何规避危险。队员间的无缝配合，才能确保每次出击万无一失。”

    正因为现场情况充满未知和变数，队友间的配合至关重要。

    在制伏北市区农贸市场中年男子的过程中，作为第一突击手的胡黎刚刚控制住男子持刀的右手，队友们就已经从楼梯冲上来，按住了男子身体其它部位，这个过程不过三五秒。

    “错过了这几秒，我们可能要付出更多精力，甚至沉痛的代价。”楼梯口狭窄，木楼梯承重小，二楼空间也很逼仄，如果后援没有及时跟上，没能一次性制伏对方，作为第一突击手的胡黎就会成为对方进攻的对象。

    人总是会在自觉危险逼近时，激发身体里潜在的、庞大的力量，他们的四肢和所持的器械，甚至周边的物件都会使他们的攻击能力大增。“但我们（突击队员）会考虑更多，尽量在不造成重大伤害的情况下制伏对方，因而心有犹疑。” 这会让突击手陷入危险。

    特别面对劫持人质者时，突击队员的配合及对时间的争抢和把握，更加重要。“劫匪可能因为惊恐，做出伤害人质的极端行为。”

    2014年1月，胡黎同样作为第一突击手成功处置了“一二一大街劫持人质案”。在电动车清洁保养站内，劫匪用匕首抵住人质的脖颈。僵持不下，只能强攻。在闪光爆震弹响起时，胡黎冲进劫匪所在的房间，将对方持有匕首的右手控制住，并且顺势将他拉近。与此同时，第二突击手也已近身，按住了劫匪的另外一只手，将人质脱离了劫匪的掌控。

    2015年的南屏街82路公交车劫持案同样如此。闪光爆震弹在二层车头位置响起时，埋伏在楼梯处的胡黎冲上前将劫匪踹倒，同时控制住他持刀的右手。第二突击手冲了上来，解开了绑住劫匪和人质的电线。

    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没有及时控制劫匪，会让人质陷入危险。”

    阅历和经验会让人知道如何规避危险。胡黎今年36岁，进入云豹已11年，在队里年龄算是偏大的。但，这不是一个仅靠年富力强的行当，“你需要阅历和经验”。

    2014年“3·01”案件之后，胡黎带着新人去菊花村一间民房里搜查嫌疑人。房间内部很宽敞，但门口被一个石缸堵住。没来得及四处侦查，新人便直接推开门冲了进去，胡黎只能硬着头皮跟上。“只能跟上，给他支援，让他在遇到危险时不会孤立无援。”

    一腔孤勇，值得赞美，但并非这个职业所需要的精神。作为云南第一支专业反恐队伍，云豹突击大队荣立集体三等功8次，集体嘉奖4次，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1枚，“工人先锋号”称号1次；2010年，被公安部评定为“全国十支国家级专业反恐突击队”之一；2012年，云豹突击大队成功处置的“1·19”银行劫持人质案，被公安部评定为“公安系统十大成功处置劫持人质案例”。

    每一个荣誉背后都惊心动魄，危险重重。而每次出击，都必须思虑周全、万无一失。

     成绩和自豪的背后，是对家人的内疚

    “结婚六年，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福保文化城附近的小村子，最远的地方是妻子的老家普洱景谷。”

    思虑周全、万无一失，是云豹突击队员对战友的保护，也是对家人的保护。

    即便胡黎几近完美地处置了经手的所有案件，但事后回想，他依然不满意，会想“要是我当时能处理得更好一点就完美了”。

    2012年制伏农贸市场男子时，胡黎的右胳膊被划了一道5厘米长的伤口，这是他出警生涯里唯一一次受伤。回到家时，伤口已经包扎严实。妻子却从此惶惶不安。一次训练时，妻子打来电话，“陆陆续续打了10多个电话”，胡黎没有接到。等他回电话，妻子在电话里放声大哭。

    胡黎当初进入云豹突击队，更多的是凭借一腔热血。他面临危险、克服恐惧，慢慢地，他觉得好像不需要那么担心自己了，更多的是对家人的内疚。

    2009年底至2010年初，胡黎被派往新疆维稳，乌鲁木齐市民列队欢迎。那时胡黎既自豪，又内疚。那时，他的母亲肾脏出现问题，需要手术，而弟弟刚成为红河州个旧市的警察。

    突击队员很少有完整的时间陪伴家人。周一至周五正常上班，节假日得轮流值班备勤，时不时得外出一两周训练，遇上南博会、商洽会或者其它大事都得执勤。

    今年7月上中旬，胡黎去玉溪武警支队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近身搏击训练，7月17日才回家。第二天，是儿子1周岁的生日。“我抱他，他不让我抱。”偶尔他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些东西，“小孩子长得特别快，两三天没见，就会觉得模样变了。”去玉溪前，孩子才有4颗牙齿，回来后有5颗。

    对妻子同样如此。8月初《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影上映，本想陪妻子去看，没能去成。两人2011年结婚，至今已六年，去的最多的地方是福保文化城附近的小村子，最远的地方是妻子的老家普洱景谷。

    他们结婚时便计划去海边度蜜月，至今尚未成行。但他现在已经不那么憧憬海边了，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有大段大段的时间泡茶、听音乐，陪伴父母、妻儿。这大概也是胡黎的家人所期待的。

    2014年成功处置“一二一大街劫持人质案”之后，胡黎接到了老家父母的电话。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晃而过的胡黎，便打来电话询问情况。“他们不断地嘱咐我注意安全。”

    他的妻子更为敏感，特别在胡黎那次受伤后。胡黎想过，“如果我家小孩长大后跟我一样想要做警察，我很支持”。但是，妻子斩钉截铁：“绝对不做。”

    胡黎从未后悔。除了警察，他没想过要做其它事情。他的想法很单纯，想干“一点正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