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理：改革试点背景下的“农地入市”课题
由农村变为城镇性质的千户营村，很多村民都没了耕地，村里渐渐出现了专门批发蔬菜来卖的小贩
在听到农村土地可以进入市场流转的消息后，杨燕并没有感到高兴。他首先考虑的是：“土地交易后，我的儿子、孙子怎么办？”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村里的土地可以上市流转，税收怎么收？高不高？”
突然有这么多担忧，与他的家乡——大理大纸房村的土地变迁有关。
大理市作为云南唯一的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区域，如今一些农村村民已经无地可以进入市场流转。20年来，土地复杂、隐性的交易环境早已形成。如今面对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当地人将如何梳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呢？
二十年，家乡土地变迁
多数村民把土地出租给外来人员开客栈、酒吧等，获得了大笔的租金。旅游业的兴旺，促生了地权的交换冲动。
杨燕是一位手艺精巧的木工。在他十五六岁时，他凭借自己熟练的木工技能闯天下，曾经为云南知名的东寺塔、云南讲武堂等建筑做过复修复建，也曾修过外省各种大大小小的木质建筑。
依靠这一门手艺，他比村里的同龄伙伴挣的钱要多，也曾领略过故宫建筑的雄伟与非凡。作为一个木工，他被建筑中蕴藏的历史文化建筑所震撼，“我只是进去看了一眼，就很满足了。”那个年代，追求卓越的技艺是他的终极目标。他也被村里人看成最有本事的人，“他一斧头能挣八百”。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木工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少，这份手艺没能支撑住他的生活。26岁时，他回到了家乡大理市大纸房村，凭借村里分给的一亩六分地简单维持生计。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大理旅游兴起后，大批外地人涌入大理寻找商机，村民们找到了新的机遇——大纸房村的多数村民把土地出租给外来人员开客栈、酒吧等，获得了大笔的租金。
旅游，让大理的土地变得分外珍贵。杨燕回想起大纸房村近二十年来的变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一次土地变迁。
在大理古城区及周边农村，大量的土地正被用作旅游开发和商业用地，它们有的被政府征用，也有大量的村民私下租借、买卖。
大纸房村有七八十户人家，村子距离大理古城不到一公里，背靠苍山，脚下便是古城区域，村子前方直线距离4公里的地方是洱海，这里立即成为商人“淘金”的热土。
杨燕说，二十年来，大纸房的土地越来越少，现在村里的土地变得紧张，仅剩下20亩。他说的这二十亩土地包含了村里现有的宅基地和少量的几块闲废的农田，“种粮食的农田全部被征用了，村里剩下的这片土地，是过去的田埂。”
杨燕记得，1980年时，大纸房村开始尝试土地承包制，村大队拿出部分土地由村民承包，绝大部分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到了1984年，村里实行土地全部下放承包到户，当时村里承包有150多亩农地。
“后来因为旅游的开发，大批农地被征用去修建道路及作为一些公用基础设施用地、商用地。这些年来，村里的150亩地全部卖光了。” 他所说的卖主要指的是被政府以有偿形式征用。因为根据现行的国家法律，农村土地除国家征用、征收外，法律禁止村民、村集体以任何形式买卖交易土地。
“我这个年龄的人，参与了村里每一次土地的买卖（政府的有偿征用），每一个人都分到一部分钱。”
大纸房村最早出现政府征用土地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每亩土地征用后，村集体获得1万元的有偿支付。到了90年代，被征用的每亩土地，村集体获得2.2万元的有偿支付；最高的是2000年前后，村里被征用的每亩土地，能拿到5.2万元。
根据杨燕的估计，村里“卖地”至今，他个人分到了1.6万多元，而他们一家三口一共分到了3万多元。他们算是分钱比较多的一户，“最少的，一个人只分到20块钱”。
大理旅游的兴起并没有让村民变得富有。“农田种地被征完后，村民们还是依靠打临工、卖花，以及外出务工来保证收入，也有少部分村民是依靠出租宅基地来换取收入。”杨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