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作家段瑞秋《女殇》打动中国 20日在昆举办分享会

云南女作家段瑞秋新作《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记者上官艳君/摄

《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分享会现场。记者上官艳君/摄

    昆明信息港讯 记者上官艳君 12月20日下午，云南女作家段瑞秋新作《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阅读分享会在昆明春晓图书南亚国际书城举办，该书作者到现场与读者一起畅聊战争背后的故事和人性，近百位读者参加了此次分享会。

    据了解，云南女作家段瑞秋在刚刚过去的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首发了《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这部作品，这是一部记录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口述历史作品。“段瑞秋做了一件很多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那么多地方，那么多人，那么多往事，只需要最简单最质朴的文字，就已经足够动人了。”作家甫跃辉说。

    这是一部沉重的作品。《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是段瑞秋因偶然机缘接触到中国“慰安妇”的线索后，跨越中国各地，历时800多天进行大跨度大范围的调查采访，100天的高强度写作，以实录形式采写的一部关于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既秉持了文学的特质，又以社会学田野调查的严谨方式，通过对27名性暴力受害者的访问和调查，重现了日军侵华的罪恶历史，是珍贵的历史证言。

    同时，本书也是中国第一部以女性视角采访、撰写的关于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文学作品，书中配发的近90幅图片是珍贵的历史见证。崔永元评价认为，《女殇》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在歌舞升平中加入这些嘶哑的呐喊，就是要让年轻人知道历史承担责任，国家强大的标志就是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每一个子民。”

    灾难受害者无法摆脱的命运

    2012年的某天，瑞秋从来自北京的客人口中，听到了一个令她惊讶的故事。

    腾冲的慰安妇与日本佐官之间，发生了一段感人的、让人不可思议的凄美爱情。这个类似于杜拉斯《广岛之恋》 中的故事令她疑惑，她决定去腾冲，寻找这位老人。

    寻找之路并不顺畅，结果也令人惊讶，凄美的爱情不但不存在，血淋淋的故事却一个又一个地出现，“我忽然觉得，这段历史很宏大，而我们只了解一点点。”从此，段瑞秋开始一步一步地走进这段历史中去。

    从2012年登上飞往腾冲的飞机起，到2014年6月30日从桂林飞回昆明长水机场，瑞秋留下了一大堆机票、长途客车、动车、出租车票。除此之外，她还坐过没有票的面包车、无证经营的黑车、摩托车、助力车、拖拉机和马车。从中缅边境的云南畹町，到中俄边境黑龙江的东宁；从海南保亭县什齐的苗族山寨，到山西盂县七东的乡村窑洞，800多天里，她走遍了这些中国最偏远的地带，为的就是寻找尚在人世的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

    段瑞秋很在意别人对这些受害者的称呼，“她们大多都不是真的慰安妇，只能叫性暴力受害者。慰安妇是有收入的，每次‘慰安’，女人会得到一张‘慰安券’，这份收入慰安所老板收去60%，女人们只拿40%，每个月折现一次。老板给她们的钱并不是真正的钱，是军票，只能在被日军占领的地方使用。如果想寄一些回家，就得兑换。”

    在段瑞秋采访的27位受害老人中，仅有两位是被日军从朝鲜哄骗来中国的慰安妇，其余均是被日军强行掠夺到炮楼和据点凌辱。而不管是否是真的慰安妇，这些女性都因这样不幸的经历，从此摆脱不了凄苦，甚至孤苦终老的命运。

    常伴悲伤甚至痛哭的写作过程

    战争过去70多年，27位女性已老，她们当中最年长的符桂英95岁，最年轻的刘凤孩85岁，已经接近生命的尽头。但经过这么多年，她们的痛苦却未曾减弱。

    “每讲一段都会哭，我也会陪着她们哭，自然就讲不下去了，我要采访多次才能将她们的故事拼接完整。”段瑞秋说，老人们拥有的生命已经不多，讲述生命的往事有时会词不达意，但那种关于自己少女时代被战争和性暴力吞噬灵魂和肉体的黑暗却坚固如铁，不会磨灭。

    曾经的经历，让这些受害者一生都带着耻辱，大多数人不但嫁不掉，还要忍受亲人的冷漠和同胞的鄙夷。“我长途跋涉，数次抵达她们生命现场的时候，那些久久埋藏的惊恐、痛哭、妥协、苟安、反抗、逃离、疯狂、绝望，甚至某种难以启齿的疼痛一点一点苏醒……”在一些研究者寻访到之前，大多数老人都将这段经历埋藏在心中，不愿提起，怕招来闲言碎语。

    “事实上，她们内心都很苦，这些事情在她们心中压了一辈子，都想倾诉。”段瑞秋说，她采访完86岁的骈大娘，想给她一些钱补贴家用，但她坚决不要，“她把我搂在怀里说，闺女，俺不要你的钱，俺只要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就行了，装了几十年了！”

    从广西的两位受害者开始，段瑞秋一个一个地寻访，每一位受害者，她都见过两次以上，段瑞秋与她们也仿佛成为了亲人。写作时，她常常写着写着就开始流泪，视力也不断下降。有时哭得写不下去了，就索性停下来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有时开着车在路上，想起哪位老人，就会开始流泪，看不清前面的路，只能停在路边让自己哭完。如今，我都很怕电话响起，怕又听到哪位老人过世的消息。”

    结束寻访后，段瑞秋已三次接到有老人去世的消息。

    段瑞秋：战争真的是不可以

    对段瑞秋来说，写作这本书最难的是保持内心的冷静和客观。“作为女性，写这样的题材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受害者是女性，这对采访很有利，另一方面，女性也很容易走到误区中去，保持冷静和公正很艰难。”她说。

    因为难以承受这么多痛苦的故事，段瑞秋曾一度想过放弃，还到俄罗斯和尼泊尔旅游。“可是白天能够忘记，因为别的事转移了注意力，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她们又来了。”在朋友的鼓励下，段瑞秋又重新有了勇气，而她自己也觉得，不为受害者们留下一些什么，对不起她们。

    在加德满都，段瑞秋遇到一个日本人，“他主动帮我拍照，他说他在加德满都当志愿者，帮助一些穷困的人，甚至愿意给我当导游”，这位友善温雅的日本人让段瑞秋很惊讶，“我在想，如果有了战争，也许他也会很疯狂，而不是在这里当志愿者，战争能够把一个人变成魔鬼。”这次经历让段瑞秋重新思考了战争与非战场的关系，也调整了这本书的方向。

    回忆起那段历史，段瑞秋在分享会现场再次忍不住落泪。“战争真的是不可以。没有战争，人们可以好好的生活，希望27位阿婆这样的悲剧庸官不要再发生。”段瑞秋说，战争才是最大的罪恶。“在整个采写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其实是在于我自己，采访很艰难，但是一路上帮助我的人也很多。”同时，段瑞秋表示，她以后的作品，都是对战争的揭露。

    “这本书，有挖掘、抢救历史的意味。”老虎文化机构总经理虎良灿说，在他看来，段瑞秋写这本书可谓全身心投入，也可以说是这本书影响了段瑞秋。可以说，在《女殇》一书中，作者呈现的故事不仅仅是女性的个人命运，也是人类共同的历史和记忆。

    分享会现场，段瑞秋与读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还亲自讲述了她调查走访27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背后的难忘经历。许多来春晓书店读书的人们也被吸引过来，四周很快就围起了很多人，与段瑞秋一起用心灵触摸那段有着温热钝痛的往事。“很震撼，一个女性作家描写描写一个女性受难的历史，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执着的，所以我很敬佩她。”读者马先生说，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回家好好的读读这本书。

    段瑞秋

    同时，在12月14日“昊龙·第六届高黎贡文学节”新闻发布会上，段瑞秋从24位参展作家中脱颖而出，与唐果、包倬、杨洪昌、红布条儿、冯娜、赵丽兰和张伟锋等其他七位作家获得本届高黎贡文学节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