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于坚谈中国城市规划：现代城市不妨建几座文庙

诗人于坚

    上月中旬，诗人于坚出版新作《昆明记》，从个人的种种回忆出发，讲述昆明这座西南古城的市井百态，介绍其历史沿革、自然环境和普通人鲜活的生活。然而，《昆明记》并非特殊的城市风物记，于坚希望通过对昆明城的描述，表达他对于中国城市化的个人忧思，对现代城市建设如何存续传统的看法。

    日前，于坚接受了本报专访。他表示，我们的时代已经堪称物质极大丰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精神文化的发展与物质建设同步。城市规划建设不妨适当地“向后看看”，尝试着建设一些文庙之类的设施，让现代人触摸古老中国，也让更多的人燃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

     年轻时见过豹子在高山出没

    于坚1954年生于昆明，当过铆工、电焊工和搬运工。上世纪80年代以诗歌创作成名。

    1966年于坚小学五年级，站在昆明的大街上目睹“文革”开始：红卫兵冲进他住的大院，抄邻居的家。之后一天他父亲被带走，揭发他父亲的大字报贴在昆明的街道上。

    1970年于坚初中二年级时被分配到一家工厂，一年后他开始写诗。工厂经常停电，于坚感受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中的古典诗歌的意境。在昆明附近的农场，于坚甚至亲眼见过豹子在高山间出没。

    恢复高考后，于坚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投身席卷中国的诗歌运动。1985年于坚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1986年他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

    那个年代中国发生了很多波澜壮阔的大事件，但是《昆明记》中几乎只字未提。记者读到的《昆明记》，多是于坚对儿时昆明街道、老宅、夜市、美食、物产、节庆的甜美回忆。

     昆明与中国西南的土著文化

    十多年前有出版社出版过一个“老城市系列”，其中有于坚写昆明的一本书，如今市面上已经见不到，现在的《昆明记》算是重新修订，增加近一半文字。

    当年的老城市系列，出发点是地理民俗，但这本新书不是一本单纯的地方风物志，于坚试图通过这本书重新认识故乡。

    他认为，昆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一块有益于生命的大地、边疆之都，是中国土著民族文化的西南核心。昆明还有一种南方以南的波希米亚气质，朴素而浪漫，昆明人都是那种老死都不喜欢离开故乡的人。

    “这个城市从来没有成为过历史上某某大战的战场，也没有建造过一座全国顶礼膜拜的宫殿，它大批量出产的是默默无闻的小市民、淑女、母亲、绑着小脚的老外婆、奥勃罗摩夫式的人物和永远令人流口水的小吃”。

    在遥远的高原上，昆明人对改朝换代不感兴趣，对中原逐鹿不感兴趣，“轰轰烈烈”与他们无关。每个昆明人一生的三件大事无非是“烤太阳、吃茶、冲壳子（聊天）”。他们这种生活状态与成都有类似之处，而他们远没有成都人那般“有名”。

     每个人的出发点都离不开故乡

    1996年于坚首次出国，他坦承，其后对西方国家的多次访问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理解。

    在游历印度加尔各答、孟买和广大印度乡村后，2013年于坚推出了《印度记》。

    在《印度记》中他写道:加尔各答把一切物质当垃圾来使用，脏乱差消除了物质的傲慢……浑身污泥的汽车、黑漆漆的电视机、绑着绷带的苹果手机、灰头土脸的电脑……这个城市，神高于一切，中间是人，下面才是物。物不是身份、等级、尊严的表征物。

    在于坚看来，印度人乐意生活在由神主宰的故乡和传统中。

    如今在《昆明记》中，不少篇幅刊印的是于坚自己的摄影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就喜欢在昆明“街拍”。有些老照片，今天看，很苍凉。2010年后拍的新照片，活力之外透出一种城市特有的疲惫。

    有评论者说，《昆明记》里的文字与图片结合，将昆明这座城市的“魂”勾了出来。

    在于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伴随着拆迁活动，其中有得有失是肯定的，比如一些承载传统和乡愁的东西会被拆掉，身为诗人的他特别有一种难以割舍之情。在他眼里，那些东西代表了“故乡”，构成人的永恒记忆，一旦记忆失去了载体，人的心里也会空落落的。

    “每个人看待世界、走向世界，都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故乡。我不反对发展，只是希望在发展的同时，人们能兼顾传统、现代与未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