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岗村:脱贫摘帽之后 稳稳踏上致富路

14.07.2020  10:22

  央视网消息:这是一间特殊的教室,既不在学校里,也没有专业教师。四个傈僳族的孩子小的8岁,大的10岁,已经是学龄儿童,但都没有去学校上学。

  高黎贡山脚下,怒江大峡谷末端,楼群崭新处是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丛岗。2017年12月,67户445位傈僳族同胞被安置到这里。过去,他们世代与森林相伴,在高黎贡山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如今,他们住进了舒适的新居,用上了家用电器,过上了新的生活。

  “两不愁三保障”,搬到丛岗村的这些傈僳族同胞,不再为吃穿问题发愁,住房安全和基本医疗保障也没的说。唯一犯难的,就是个别人家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村里不是没有正规学校。这所漂亮的丛岗小学,就是专门为搬迁移民而建,用汉语、傈僳语双语教学,既要教学生慢慢学会普通话,还要教傈僳族学生看懂会写本民族文字。

  摆脱贫困,并不仅仅需要物质生活的改善,也需要精神世界的丰富。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注定不能拔掉穷根,改变命运。

  让下一代受教育, 就是为了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丛岗村四个不愿意进学校的孩子,成为全村人的心病。为了这四个怕见生人的孩子,村里不得不另辟一间教室,让他们有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这事儿看似不大,但意义不小。

  丛岗小学和学生的家之间只有一墙之隔,但村里和学校决定针对所有学生实行住宿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融入读书学习的环境,在义务教育阶段不落后于别处的孩子。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遇到的情况往往也越特殊,解决起来的难度也越大。这就更需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不能让孩子因为远离知识而无力,不能让成年人因为缺乏技能而无助,不能让老年人因为缺乏保障而无奈。精准扶贫必须让每一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卧床不起的这位老人今年84岁,患前列腺增生,两年多来,小便只能靠插导尿管解决,每隔十天就需要更换一次。

  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全村140多户人家散落在长达10公里的黄河东岸的黄土高坡上,沟壑纵横,土地贫瘠,2014年建档立卡时,贫困发生率为83.27%。村里的青壮劳动力都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除了妇女儿童,就是体弱多病的老人。这个村的贫困问题,很大的原因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疾病常常与贫困如影相随。贫困户张立山老人因为发高烧陷入了昏迷,村医贺星龙来到他家时,家里人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寿衣,贺星龙诊断,他是得了肺炎。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对于乐堂这样的贫困村,脱贫攻坚不仅要补经济发展的短板,还要补齐社会发展的短板。如果农民的基本医疗都得不到保障,脱贫就是一句空话。

  村医贺星龙的村卫生室,成为周围村民健康的庇护所。贺星龙就是乐堂村人,上过卫校,他卫校毕业后坚持回乡当村医。

  过去周边8个行政村,只有贺星龙一位受过专业教育的乡村医生,他走遍了这里的家家户户。因为村里有了卫生室,这些贫困村的基本医疗也有了起码的保障。

  随着脱贫攻坚进程的迅速推进,贺星龙明显感到了他这个贫困村基本医疗保障的变化。现在,乡亲们人手一张医保卡,到贺星龙的诊所看病,直接刷卡领药,再也不用赊账了。

  张立山老人是2014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致贫原因是因病,老人患有气管炎、肺气肿等老年疾病,儿媳患有银屑病,原来家庭年收入不到10000元,基本都用于医疗费,疾病耗光了家里的所有收入。现在全家一年自己承担的医疗费用不超过3000元,省下的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了,人均年收入从之前的不到2000元增加到现在的6595元。

  刚刚脱贫摘帽的大宁县,曾是深度贫困县,但县里还是给每个村都配备了标准化的卫生室。心电图设备、健康一体机、血压仪,远程会诊的设备一应俱全,贺星龙的村卫生室鸟枪换炮。药品由乡镇卫生院零差价提供,贺星龙再也不用自己花钱去县城买药了,每年还能领到一万两千多元的公共卫生补助。卫生室虽然在村里,但也不缺大医生,通过医联体,既能远程诊断,也能为村民联系大医院。

  2019年大宁县招聘了42名村医,保证了全县84个行政村都有合格的村医。8个行政村只有一个受过专业教育的村医的历史,永远地翻篇了。

  像大宁县一样,很多地方的“三保障”问题基本解决了。但稳定住、巩固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一些地方,有的孩子反复失学辍学,不少乡村医疗服务水平低,一些农村危房改造质量不高。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的比例达到45.7%。这些,都成为当下脱贫攻坚战中要攻克的堡垒,都在考验着人们久久为功的恒心。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2014年末,全省贫困人口623万,数量居全国第一。根据“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五个一批”脱贫措施,从2016年开始,贵州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易地搬迁。一批接一批居住在贫瘠大山里1万多个村寨的农民,揣着他们的土地使用权证,携家带口搬入城镇,成为有土地的城里人。推动这次大搬迁的,是有组织的国家力量。

  离开贫困山区,住进城市新居,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也仅仅是开端。不但要搬得出,更重要的是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而这就是脱贫攻坚的持续任务。

  徐明霞以前在外地打工时,学了一手裁缝手艺。3年前,贫困的婆婆家享受易地搬迁,搬进了惠水县城。徐明霞回到惠水,还在一家扶贫车间当上了主管。

  惠水县先后建成8个扶贫车间,以加工业为主。通过培训就可以快速上岗,吸引了很多贫困家庭的留守妇女。现在,跟着徐明霞学裁缝手艺的乡亲越来越多。

  仅用三年时间,贵州全省完成易地扶贫搬迁188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50万人,95%的搬迁群众实现城镇化安置。惠水安置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17000多人。

  2019年,惠水县整体脱贫。搬迁安置社区中,已没有一个贫困户。脱贫后的搬迁群众,对医疗、教育条件的改善更加关注,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脱贫攻坚持续的任务。

  惠水县搬迁社区医院,对搬迁来的老人推行定期免费体检,还要逐步为他们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对有慢性病的重点人群,开展一对一的健康管理上门服务。

  惠水县投资1.2亿元建成了搬迁安置小学,选派了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对搬迁群众子女进行单独的学业和心理辅导。

  从深山走进城镇,是一次命运的转变。面对新的生活,这些从大山走出来的移民,也在适应,也在学习。

  惠水县城,曾经是贫困农民的他乡,现在是他们的故乡。曾经生活过的大山,还在心里,留住乡愁;能够扎根的城市,带来希望。

  短短的几年,全国有960多万贫困人口挪离了“穷窝”,中西部还同步搬迁了500万非贫困人口。这,已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

  2020年春节前,彭长良买了新车,这是井冈山神山村54户村民中的第39辆。村里村外都是硬化路,车子径直开进村,开到家门前,这种便利村民习以为常,早就不新鲜了。这一番景象,过去神山村最大胆的人也不敢想象。

  神山村所在的井冈山区,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但是,这片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热土,却一直没有彻底改变贫困的面貌。2015年,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贫困发生率22%。

  面对神山村的实际情况,精准扶贫,指明了方向。从神山村出发,20公里半径内,分布着黄洋界、茅坪八角楼等红色革命遗址。这是神山村独特的资源优势。

  要想富,先修路。从2016年开始,政府投资拓宽了进村道路,车道从3米5拓宽到6米,旅游大巴可以畅通无阻,神山村走上了旅游兴村路。路宽了,人来了,贫困户的机会在哪呢?

  赖发新之前外出打过工,乐于和生人打交道,普通话也不错。村干部量身定制培训他,让他做了讲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