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 云南记忆]一个普通人的抗战8年

    他们的故事微不足道，但一个国家的苦难史就是由这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构成的。战争中，英雄总是少数人，而更多的是那些忍辱负重、顽强生存，甚至以自己微弱之力为最终赢得战争做出过贡献的普通人。

    70年过去了，赵梅娣依旧清晰记得，战时岁月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逢年过节，赵梅娣奶奶都要烧一桌子家乡菜，焚上香，点上蜡，把门打开，迎候那些逝去的亲人“回家”。后辈们大多不理解她为何一个人对着空空的餐桌，用夹杂着昆明话的乡音念念叨叨，但也许在她眼里，面前“享受美食的”都是那些和她一起经历过苦难的家人。

    70年过去了，当问起这些陈年往事时，赵奶奶表现出的超强记忆力和淡定令人吃惊，她就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那些苦痛似乎早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只有在“招待”故人时，才能体会到那段岁月其实一直深埋在老人的心里，挥之不去。

     在轰炸中背井离乡

    遭遇空袭是家常便饭，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要做好随时躲避的准备。

    儿时的赵梅娣生活在上海吴淞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在吴淞铁路机车修理厂（当地人称为“吴淞大厂”）工作，工厂的子弟小学和中学免费让职工子女接受基础教育，课程有国语、算术、自然等，原本赵梅娣可以安稳地读书学习，但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早在1932年的淞沪战争时，年仅5岁的赵梅娣就见识过战争的残酷，当他们在南京路一个饭店的地下室躲避一个多月后，回到家看到的只是一片瓦砾，房子没了。

    1937年3月，赵梅娣和弟弟随父母所在的机车厂从上海迁移到无锡和常州之间的戚墅堰，只是仍躲不过日军的追击。端午节那天躲在桑树下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飞机3架一组，前面3架，后面6架在两边，飞得很低，连人都能看见。” 这次轰炸后，工人们知道机车厂和隔壁的电厂是日本人轰炸的重点，纷纷放弃厂里建盖的公房，疏散到相距4、5公里的农村租房居住，但空袭却从未停止过。

    当年11月的一个夜晚，形势紧张，他们和亲戚朋友来到南京，过长江抵达铺镇，打算乘火车去汉口。冬日的江边萧瑟寒冷，就在一天一夜的等待中，日军飞机再次来袭。赵梅娣一家匆忙躲到一所学校改用的难民所里，挤在已经没了房顶的教室角落。频繁的轰炸让他们知道，两面墙的相互支撑能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但爆炸和机枪的扫射还是穿透了门窗。

    就在飞机短暂离开的空档，赵梅娣的父亲赵祥生拉着一家大小迅速奔向附近的防空洞，刚离开，身后的房间就被一颗炸弹命中，赵祥生的选择让全家人躲过一劫。这天的空袭从中午12点多一直持续到天黑。

    频繁的轰炸令人不安，搭不上火车，很多人选择步行离开，“路上全是人，脚步都迈不开。”

    当时还不到10岁的赵梅娣和父亲轮换挑载着弟弟的担子和背包，一口气走出几十里，走不动时，大人就说不能停，日本飞机再来就麻烦了。就这样，一路走到合肥，随后在大雪天辗转于蚌埠、六安等地，寻找搭乘火车的机会。

    第二年，他们搭乘火车来到衡阳，只是这并不远的路途在半道还是遭到了飞机的轰炸，火车紧急停驶，乘客全都分散到路基两边躲避，待空袭结束后，才又上车继续前行。

    “逃难出来几乎都是靠步行一点点走的，轰炸几乎天天有。”

    遭遇空袭是家常便饭，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要做好随时躲避的准备。能做的只有祈求上天保佑，那种在漆黑雨夜里绝望的心情是今天无法想象的。

     神秘的战时兵工厂

    组装手榴弹的都是些年轻女工，要凭铭牌经过三道有卫兵把守的门才能进入车间。

    赵梅娣今年已经88岁，目前生活在昆明城东的一个小区里，邻居们都喊她“上海奶奶”，她的昆明话里夹杂着沪上的乡音，穿衣服也偏爱老上海风格的对襟小褂。这位平和的老人很少向人提及，70多年前曾经在战时兵工厂工作，经她手组装的手榴弹消灭过多少侵略者。

    1941年，赵祥生找到在广西桂林的同事，于是一家人从衡阳经冷水滩来到桂林，刚到达时，空袭照旧，白天躲警报，晚上找点事情做。此时的赵梅娣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已经可以外出打工，帮家里分担经济压力，她在被服厂工作，行棉衣、锁钮洞、定扣子，每天做一套可以挣1.1元钱，为了多干活，下班还背一些回家，晚上继续干。

    这年的2月，经亲戚介绍和6个保人连环担保，她进入位于桂林北部甲山村的43兵工厂工作，因为战时的特殊环境和军工企业的严格管理，兵工厂十分神秘，不为外人所知，资料很少，赵梅娣至今能清晰地描述自己工作的种种细节，为后人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43兵工厂以生产和维修机枪、大炮为主，手榴弹和地雷的生产在附厂完成，赵梅娣工作的车间建在甲山村的山脚下，旁边就是山洞，成品先储藏于洞中，然后经由附近的铁路线运到前线。员工宿舍房顶涂刷成黑色，以躲避日军飞机轰炸。

    手榴弹组装在引线车间完成，都是16、17岁的年轻女工，甚至更小的孩子，其中不少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子女。赵梅娣因为年纪小个头矮，大家都喊她“小鬼”。每天她们在车间外领取写着自己名字的工牌，这种竹制的铭牌约有4厘米宽，10厘米长，凭此经过三道有卫兵把守的门进入工作场地，然后将牌子挂在一个同样书写着工人名字的特制牌箱里，出勤情况一目了然。

    车间共有30多人，2人或者4人一组流水线工作，赵梅娣的工作是给手榴弹安装“拉火环”，并且拧上盖子。因为属于危险品生产，工作中的管理极其严格，女工们相互认识，但不允许说话。“现场十分安静，鸦雀无声。”赵奶奶回忆。

    “手榴弹的木柄上要刻上字，上油漆，弄得油光水滑的。15个手榴弹一箱，还要用油纸包起来，用蜡封，不能潮湿，很讲究的。”她边说边比划。

    每天工人们组装手榴弹的定额是3600个，但她们常常超额完成工作。“时局紧张时，一个星期休息一次。时局平静时，两个星期休息一次。”虽然远离战场，但兵工厂每天的生产情况影射的都是战场上的惨烈情形。

    战时生活困难，但赵梅娣的这份工作相对安定，除了薪水，兵工厂每月还给工人们发放米和油，赵梅娣的工作所得甚至与父亲的收入相差无几。在兵工厂工作的4年时间里，赵梅娣从未被拖欠和克扣过薪水。

    43兵工厂于1945年初解散，工人被分批安置在重庆、贵阳、铜仁等地，离开前，还给每个工人多派发3个月薪水。

    听着赵奶奶如数家珍般地讲述着工作经历，一个战时兵工厂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虽然在敌军进逼下不断转移搬迁，但作为支援前线最重要的后方部门，兵工厂的生产组织始终

    有条不紊，对产品的把关也很严格。

     抗战胜利前的婚礼

    不用跑警报的安稳日子，对于经历过战乱的他们，这样的生活已经很知足了。

    194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而在赵梅娣的人生中，也有一座里程碑。这一年的元月27日，她与比自己大六岁的汪佐生在贵阳订婚。他们一个来自上海，一个来自江苏武进，都在1937年日军攻打到江苏一带时，与家人一路南下，躲避战乱。

    此时，汪家十余口人已经先期避难于云南的曲靖，汪佐生与哥哥弟弟经营着一家汽车修理厂，他们还用零散购来的零件组装起了一台雪佛兰的卡车。

    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但生活还要继续。1945年5月28日

    ，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2个多月前，汪佐生和赵梅娣在云南曲靖举办了简单的婚礼。赵梅娣至今保留着当年的订婚和结婚证书，那略微褪色但雅致依旧的设计搭配，工整的手书毛笔字和秉承传统的美好祝福让人远离了战火硝烟，即便70年后仍然能感受到那种恬静的幸福。自从离开上海后，赵梅娣和家人第一次享受到没有轰炸，不用跑警报的安稳日子。从小在工厂工作的赵梅娣不太会做家务，就给嫂子做帮手，妯娌俩相处很和谐，对于经历过战乱的他们，这样的生活已经很知足了。

    1945年8月15日这天，屋外开始响起鞭炮声，很少出门的赵梅娣走到街边观望，街头兴奋地跑过的人告诉她：“日本人投降了！”

    “大家欢喜得不得了，都在放炮仗。”赵梅娣说。随后几天，上

    街买菜的赵梅娣看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路边摆摊，变卖带不走的东西。胜利了，这些背井离乡多年的人，回家的心情显得尤为迫切。

    汪家因为全家都离开江苏，故乡已经没有亲戚，他们也习惯了云南的生活，决定留在这里。而赵家还有不少亲友没逃离上海，便迫切地回到家乡互报平安，只有已经结婚的赵梅娣留了下来。1946年的12月，汪佐生带着妻子和几个月的大女儿定居昆明。

    他们的故事微不足道，但一个国家的苦难史就是由这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构

    成的。战争中，英雄总是少数人，而更多的是那些忍辱负重、顽强生存，甚至以自己微弱之力为最终赢得战争做出过贡献的普通人。（周康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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